（4）保障数字身份的安全，要求国家加强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建设，以可靠的技术手段提升数字身份的安全性。
[7]这个提法比过去又前进了一步。[12]《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5年》，参见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104．html，2023年4月17日最新访问。
[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来龙去脉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二是要确保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从而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防止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异化以及与非中国式现代化可能产生的完全同质化。二、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道路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体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统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5]这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首次提出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这个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大远景。
[32]可见，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只有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才能有效地服务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条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特征作出科学阐述的基础上，明确地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来全面、系统和科学地归纳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标识和具体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作了立体式、全息式的阐释，在政策层面全面和系统地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完成的阶段性目标和具体任务。而以诉讼活动为例，其基本特征是两造对抗、法院居中裁判，始终会有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可能受到裁判结果的侵害（如刑事诉讼中被判处刑罚等），从逻辑上很难设想会存在所有当事人均受益的裁判结果。
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来看，自治机关仅指人大和政府，并不包括法检两机关，自治权的具体内容中也没有涉及司法制度者。以宪法解释宪法，前一个宪法中最为核心的当属《宪法》第1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立法法》第11条规定的事项本就十分有限，宜将其理解为极为重要事项保留说。为此，应当坚持以宪法解释宪法的方法论原则。
根据统计，从1978年至2008年，法院的编制已经增长了5.5倍，与同时期其它机关的缩编形成鲜明对比。与之相随的，则是管辖制度的大幅调整。
行政活动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粗略地分为侵害行政和给付行政。第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向其它主体作出授权的立法事项，应当是原本就属于被授权主体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一、司法制度的语词分析首先应当注意到，《立法法》第11条使用了两类不同的表述：一为制度（如诉讼制度等）。立法者在第12条以司法制度之名将这些要素统合在一起，并不只是为了避免表述累赘，确有深层考虑。
有观点认为司法权既具有非地方性，也具有非中央性，应当理解为是一体性的权力。另一方面还积极推动新型审判庭对该领域案件进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程序环节上的简便性，势必会对自身的可接受性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不宜由其作出终局性规定。《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提出加强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其中的环境资源审判机制改革直接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事项。
如果仍然将其排除在法律保留的范围之外，无疑是不妥的。以前文在分析个人破产程序时提及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为例，《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明确提出完善自然人破产制度，同时在相应附件中提出率先试行自然人破产制度，支持制定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相关规定。
以法院为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院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上述观点虽然彼此之间有所对立，但在强调产生一词具有的从无到有含义上，仍然是较为一致的。
显然，能够触发该理由的并不仅限于、也不应仅限于行政管理的迫切需要，因为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司法制度本就不属于国务院的行政管理职权。前文分析的属于职权范围的司法行政事务，自然也构成了地方性法规的介入边界。对此需要注意两点：首先，现有研究已经通过缜密的分析指出，随着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革，司法地方保护的激励逐渐弱化，障碍性条件逐渐增多，来自上级法院的干预转而成为主要问题。需要稍加讨论的是组织中的内部组织，由于《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7、28条的存在，从尊重现行实在法的立场出发，现阶段可以允许司法解释对内部组织作出规定。如果它们制定的规范不得介入司法制度，那么前文列举的诸多司法改革实践，将难以获得肯定的规范评价。再从司法制度本身来看，地方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地方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二为基本制度（如民事基本制度等）。因此可以观察到一些新的动向。
各地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随后提出司法机关人财物应该由中央统一管理和保障这一具体的举措。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期望以规范去彻底驯服现实。
但这可能恰恰构成了先行研究的一个盲点，应当对产生作更为广义的解释。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原则上亦由全国人大修改。
第二个问题，目前设区的市一级的地方立法范围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这四类事项，那么这一级的地方立法是否还能介入司法制度？从官方对于这四类事项的界定来看，它们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可能关联在于司法管辖制度的改革和专业化审判的推进。如果一味地偏向规范一端，就会丧失形成更好政治秩序的可能性。至于统一法律适用，也应当属于法院职权的范围。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狭义法律的制定主体相同（当然实践中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数量居多，下文也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作为讨论重心），区别主要在于审议程序的简便性。
如果固守只能制定法律的文义，相应的改革实践也将难以有效展开。而经济特区法规虽然在学理上也被认为享有变通权，但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授权决定中，都表述为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并未明言必须有一个变通的对象。
按照释义书中的逻辑进行推理，两类主体和法检两机关之间存在实质关联，由其制定的规范自然也就有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性。组织规范确实主要调整国家的内部关系，但是其调整的结果是，特定自然人的意志在组织规范所设定的前提条件下，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意志活动，从而能够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产生影响。
此外，笔者在分析《立法法》为何禁止向国务院授权司法制度时指出，能够向地方人大授权者，也应当是原本就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具体到司法制度，还有一项更具针对性的理由：在我国，法院和检察院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但是该办法的实际内容涉及大量的诉讼权利事项，甚至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这显然逾越了国务院的立法权限。不难看出，职权由于涉及机关的权力，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自然应当列入法律保留事项。事实上，《立法法》第12条对于国务院的授权就体现了对于此种政治功能空间的必要关注。再反观各地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中的地方一词，显然就不能简单等同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中的地方，其应当是指先前论述中可能制约司法权运行、对司法活动造成不当干扰的各类具体的地方主体。
至于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考虑到其制定主体，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空间只会更大。其次，受制于地方，主要是指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
二、《立法法》的法律保留理由（一）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的理由立法者在确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保留事项时，首要标准是宪法的明文规定。由此带来的实际效果，已经不亚于在外部设立了一个新型的专门法院。
但如果指的是专门的环境资源法院，就超出了地方性法规的介入空间。2023年修改《立法法》虽然对该条作了一定调整，但是前引的两处表述并没有发生变动。
